• <em id="gdfcn"></em>
    <th id="gdfcn"><track id="gdfcn"></track></th>
    <button id="gdfcn"><acronym id="gdfcn"></acronym></button>
    <dd id="gdfcn"></dd>
    <button id="gdfcn"></button>

  • 手機版

      在蘇區人民支援下,第一次反“圍剿”取得了重大勝利,這是紅軍由以游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轉變的第一個戰役,使中央蘇區得到鞏固與擴大。蔣介石不甘心失敗,于1931年2月初,派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為陸??哲娍偹玖?、南昌行營主任,調集20萬人從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寧,構成東西八百里的弧形戰線,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據地步步推進。

      針對國民黨軍“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的作戰方略,毛澤東、朱德決定集中兵力先打弱敵,然后自西向東橫掃,各個殲滅敵人。為此,毛澤東率紅一方面軍主力,隱蔽在東固山區二十余天。1931年5月16日,毛澤東、朱德在這里指揮紅一方面軍,打響了第二次反“圍剿”的第一仗。

      當公秉藩率國民黨軍第二十八師進入富田通往東固之間的白云山時,早已設伏于此的紅軍發起攻擊,結果第二十八師大部被殲。接著,毛澤東、朱德率紅一方面軍按預定計劃,就勢向東橫掃,直到福建建寧。從5月16日至5月31日,紅軍連打5個勝仗,自西向東橫掃七百里,殲敵三萬余人,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二次“圍剿”。

      國民黨軍隊的第三次“圍剿”,比預計來得早得多,規模也比第二次“圍剿”大得多。1931年7月,蔣介石再次糾集30萬重兵,自任“圍剿”軍總司令,坐鎮南昌,以何應欽為前線總司令,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三次“圍剿”。

      在毛澤東、朱德的領導下,1931年7月10日,紅一方面軍主力從福建建寧出發,千里回師,直赴贛南。8月7日至11日,紅一方面軍在興國的蓮塘、良村和寧都黃陂,接連發動攻擊,三戰三捷,殲敵一萬余人。至1931年9月中旬,共殲敵三萬余人,勝利粉碎了國民黨軍的第三次“圍剿”。

      打破國民黨軍隊三次大規模“圍剿”后,“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根據地已取得重大發展。贛西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聯結成一片,并擴大到跨二十余縣的廣大地區。鄂豫皖、湘鄂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贛等革命根據地,也都有相當規模。中共中央決定,以贛南閩西根據地為依托,建立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

      早在1929年10月,共產國際就曾致信中共中央,指示中國共產黨建立蘇維埃紅色政權。1930年1月,共產國際明確建議,中共中央在適當時候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2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通告》。5月下旬,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在上海秘密召開,決定在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正式召開“一蘇大”,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

      9月中旬,在上海正式成立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準備委員會。這次會議決定,原定1930年11月7日在上海召開的“一蘇大”,推遲至1930年12月11日廣州起義三周年紀念日召開,開會地點移至紅一方面軍活動的江西蘇區。由于蔣介石連續對革命根據地發動了三次“圍剿”,“一蘇大”的召開被迫一再延期。

      根據共產國際指示,中共中央決定,在蘇維埃區域建立中央局,以統一各蘇區黨的領導。1930年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決定,項英、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朱德等人組成蘇區中央局,周恩來任書記。由于當時周恩來仍在上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由項英代理蘇區中央局書記。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區中央局正式成立。1931年2月,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決定由毛澤東擔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并報告共產國際,得到批準。

      5月9日,中央政治局通過《關于目前政治形勢及中共黨的緊急任務決議案》,提出建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與各區政府來對抗南京國民政府,是蘇區最迫切的任務,并規定籌備工作由蘇區中央局負責。

      6月1日,蘇區中央局發表《為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言》,宣布在8月1日召開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由于國民黨軍發動第三次“圍剿”,蘇區中央局于6月下旬決定,改在11月7日召開。

      1931年深秋,江西瑞金東南邊陲一個偏遠縣城,油燈下,一位神情凝重的男子正在認真擦拭著手中的物品,似乎在等待著什么。突然,一陣敲門聲打破了此刻的寧靜,來人告訴他,明日一早按照計劃去拍攝一場活動,這是他第四次接到同樣的通知。這位來自當地照相館的攝影師,希望這一次可以順利完成自己的工作。

      1931年11月7日,瑞金市葉坪村,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里隆重召開。青墻黛瓦,木門石階,古樹掩映之下,有著幾百年歷史的謝氏宗祠,見證了這一盛事。來自中央蘇區、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西、瓊崖等蘇區根據地紅軍部隊,以及設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的610名代表出席了大會。

      11月9日至18日,大會先后聽取并討論了毛澤東所作的《政治問題報告》、項英所作的《勞動法報告》以及張鼎丞所作的《土地法報告》,通過了中共中央提交討論的《憲法大綱》《勞動法》《土地法》等法律草案。大會選出由毛澤東、項英、張國燾、周恩來、朱德等63人組成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

      11月2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在葉坪村的樟樹林中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毛澤東以全票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江西瑞金。當選舉結果出來后,會議主持人任弼時大聲提議:“現在請毛主席講話。”從此,“毛主席”的稱呼叫響了整個中國。被聘請前來現場拍攝的攝影師,此刻完全沒有意識到,自己按下快門的瞬間,眼前這些意氣風發的人們,將成為推動改革中國面貌、改變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

      謝氏宗祠僅五百余平方米,卻裝下了整個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首腦機關。會議結束后,謝氏宗祠被木板隔成了15個房間,作為內設外交、軍事、土地、內務、財政、教育、司法、勞動、工農檢察九個部和國家政治保衛局的辦公場所。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對各根據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加強中樞指揮的作用,在政治上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機關,大部分都能夠在這里找到雛形。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實行工農兵代表大會制度,選舉產生各級蘇維埃政府,廣泛吸收工農群眾代表,參加政權管理。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革命根據地進行三次民主選舉,并頒布選舉法細則。其他根據地也相繼召開各級工農兵代表大會,選舉產生各級蘇維埃政府。

      蘇維埃政府重視廉政建設和司法建設。1933年12月,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懲治貪污浪費行為的訓令,嚴肅查處腐敗案件。1934年建立審計監督制度,在規范財政財務收支、查處貪污浪費、促進廉政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臨時中央政府頒布一百二十多部法律、法令,初步建立起具有鮮明階級性和時代特征的法律體系。

      蘇維埃政府領導根據地軍民積極進行經濟建設,開展打破敵人經濟封鎖的斗爭,使農業、工業、商業、交通、郵電、財政和金融等經濟工作都有一定發展。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還努力發展文化、教育事業,根據地普遍建立各種學校,著力培養各方面的干部和專門人才。

      黨的自身建設也得到加強,黨員隊伍不斷擴大,各級黨組織得到健全,鑄就了以堅定信念、求真務實、一心為民、清正廉潔、艱苦奮斗、爭創一流、無私奉獻等為主要內涵的蘇區精神。“蘇區干部好作風,自帶干糧去辦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走山路訪貧農。”這首民歌在蘇區廣為傳唱,流傳至今,正是蘇區精神的真實寫照。

      臨時中央政府和各級地方蘇維埃政府在艱苦的條件下夜以繼日地忙碌著,雖然人手少、任務重,但大家的工作熱情、工作效率都很高,所有議決的工作,貫徹落實快而有效。就在這樣簡陋的辦公室里,當時的蘇區干部們創造了“第一等的工作”效率。

      地方蘇維埃政府的工作人數有著嚴格限制,省蘇維埃政府不超過90人,縣蘇維埃政府25人,城市蘇維埃政府19人,區蘇維埃政府15人。一般來說,鄉蘇維埃政府領取生活費的工作人員最多不超過3人,包括主席1名、交通1名和其他人員1名。有的偏遠貧困的鄉村,只有蘇維埃政府主席領取生活費。為了節約開支,各級蘇維埃政府的工作人員往往都是身兼數職。

      干部們下鄉工作時,為了不增加群眾負擔,往往背個大背包,裝著文件、公章、紙筆、干糧和簡單的生活用品,深入到農戶家中,或者田間地頭,去查看情況、宣傳政策、訪貧問苦、動員群眾,通過這種方式,群眾工作更能見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當時交通不發達,干部們下鄉工作基本都是靠徒步完成。有時候一天要跋山涉水幾十里,走好幾個村莊??柿撕瓤谌?,餓了就從背包里拿出干糧充饑,盡量不在群眾家里吃飯休息。這種清正廉潔的工作作風,被蘇區群眾親切地稱為“背包政府”。在人民群眾的心中,蘇維埃政府是不同于其他政權的全新政府。在中央蘇區,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局部執政的成功實踐,創造和積累了許多治黨治軍的豐富經驗。

      就在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宣告成立之前,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制造了蓄謀已久的九一八事變,隨后向中國東北三省大舉進攻。在短短四個多月內,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淪為日本的占領地。

      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發表《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占領東三省事件宣言》,號召全中國民眾組織起來,廣泛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武裝抗日群眾,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然而,國民黨政府卻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和對日不抵抗政策,仍集中力量“剿共”。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震動了中國社會各界,也給國民黨內部帶來強烈震撼。

      1931年12月14日,江西省南部的寧都縣,天色將暮,萬籟俱寂,縣城內外,和往常一樣平靜。當天傍晚,在當地駐扎的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的指揮所內,參謀長、共產黨員趙博生宴請留守軍部的軍官。20時許,酒宴正盛,趙博生突然站起,一番慷慨陳詞后,在場的6名團長、2名旅長隨即遭到拘捕。在趙博生和第二十六路軍重要將領季振同、董振堂、黃中岳和中共秘密支部領導下,寧都起義爆發。

      12月15日清晨,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1.7萬余人帶著兩萬余件武器,浩浩蕩蕩開往蘇區,這就是著名的寧都起義。起義部隊改編為紅五軍團,寧都起義勝利和紅五軍團誕生,極大地增強了紅軍的力量,紅一方面軍由第一次反“圍剿”時的四萬多人發展到六萬多人。

      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遠東局書記米夫的直接干預下,黨的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缺乏實際斗爭經驗的王明,不僅被補選為中央委員,而且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黨的領導機關內開始了長達4年的統治。

      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提議,1931年9月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負總的責任。

      1931年12月中旬,周恩來在秘密交通員護送下進入閩西蘇區,同月底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首府瑞金。

      1932年底,蔣介石調集三十多個師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四次“圍剿”。這時,在“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支配下,毛澤東的正確主張受到指責,他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被錯誤撤銷。

      周恩來、朱德運用和發展以往反“圍剿”的成功經驗,在黃陂,經過1933年2月28日和3月1日兩次激戰,幾乎全殲國民黨軍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師,兩師師長李明、陳時驥被俘。接著,3月21日,紅一方面軍在草臺崗又殲敵近1個師,黃陂和草臺崗戰役是第四次反“圍剿”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戰斗,共殲敵近三個師、俘敵一萬余人,粉碎了國民黨軍對中央根據地的第四次“圍剿”。

      在第四次反“圍剿”戰斗中,周恩來、朱德首次創造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寶貴經驗。他們根據敵情的變化,而靈活運用兵力,用佯攻或偽裝主力轉移來迷惑并調動敵人,將大兵團兵力秘密集結起來,選擇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地向敵軍一部發動猛烈攻擊,迅速擊破或消滅其一翼。這種大兵團伏擊殲滅戰的勝利,在紅軍歷史上是不曾有過的。

      第四次反“圍剿”勝利后,紅一方面軍擴大到十萬人,許許多多獲得土地的工農群眾紛紛加入紅軍隊伍。瑞金下肖區農民楊顯榮,有8個兒子。1931年底,他把老大、老二送去當紅軍,不到3個月,戰死沙場。1932年,他又將其他6個兒子一齊報名參軍,老七、老八為參軍還虛報了年齡。不久,老三、老四、老五、老六殞命沙場。長征前夕,老七、老八犧牲在廣昌戰斗中。蘇區人民踴躍參軍,展現了蘇區群眾保衛蘇維埃、保衛紅色政權的堅強決心。

      1933年下半年,為發動對中央蘇區第五次“圍剿”,蔣介石做了多方面的準備,強調要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政治上,在中央蘇區周圍地區實行保甲制度和“連坐法”;經濟上,對中央蘇區實行嚴密封鎖;軍事上,采取持久戰和“堡壘主義”的新戰略。

      國民黨政府聘請一大批德國軍事專家當顧問,擬訂作戰計劃,用美國、英國的大批貸款購買軍火,增加部隊的新式裝備。經過半年的準備,蔣介石調集100萬軍隊,自任總司令,決定首先以50萬兵力,分幾路“圍剿”中央蘇區的紅軍。

      毛澤東這時已被排斥在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臨時中央直接領導這次反“圍剿”斗爭。博古把軍事指揮權交給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他們不了解中國實際情況,搬用正規的陣地戰經驗,主張“御敵于國門之外”。進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極防御的戰略方針和“短促突擊”戰術,同裝備優良的敵人打陣地戰、堡壘戰,使紅軍日益陷入被動。

      1934年4月中下旬,國民黨軍隊集中力量進攻中央蘇區北大門廣昌。毛澤東和張聞天都不主張進行廣昌保衛戰,但博古、李德不采納他們的正確意見,命令紅軍主力保衛并不利于堅守的廣昌,同敵人進行“決戰”。

      自4月10日開始,國民黨軍向廣昌發動進攻,紅一、紅三軍團和紅五軍團第十三師等部,英勇奮戰,堅守陣地。4月27日,國民黨軍隊集中10個師的兵力,在飛機大炮支援下會攻廣昌,博古、李德被迫放棄堅守廣昌的計劃。4月28日,紅軍退出廣昌。

      廣昌保衛戰是紅軍歷史上最典型的陣地戰、消耗戰,使紅軍遭受重大傷亡。在歷時18天的廣昌保衛戰中,紅軍斃傷俘敵二千六百余人,而自身傷亡高達五千余人。

      為調動和牽制敵人,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1934年7月上旬,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由尋淮洲、樂少華、粟裕領導的紅七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經福建北上到閩浙皖贛邊區,與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會合,組成紅十軍團。

      11月下旬,紅十軍團分兩路,向浙皖邊和皖南行動,由于兵力過少,這支部隊未能牽動“圍剿”中央根據地的敵人,反而以孤軍深入敵后,陷入敵人重重包圍。此時,國民黨軍調集二十多個團對紅十軍團瘋狂追堵和圍攻。

      1935年1月中旬,紅十軍團向閩浙贛蘇區轉移,進至德興縣港頭村時,遭國民黨軍絕對優勢兵力襲擊。部隊被截成兩段,主力約二千人被合圍于懷玉山地區。經七晝夜頑強戰斗,指戰員大部犧牲,方志敏、劉疇西在突圍中被俘,后于南昌英勇就義。

      先頭部隊在紅十軍團參謀長粟裕、政治部主任劉英率領下,突破國民黨軍封鎖線,進入閩浙贛蘇區,經過整編,組成五百余人的紅軍挺進師。此后,挺進師在師長粟裕、政治委員劉英率領下,轉戰至浙南,開辟了浙南游擊根據地,堅持游擊戰爭。

      北上抗日先遣隊雖遭失敗,但擴大了共產黨和紅軍的影響,推動了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配合了中央紅軍的戰略轉移。與此同時,紅六軍團奉中革軍委的命令,于1934年7月下旬退出湘贛根據地西進,向湖南中部挺進。用周恩來的話說,紅七軍團是調敵,紅六軍團是為中央紅軍主力撤退探路。

      任弼時、蕭克、王震率紅六軍團九千七百余人,連續突破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10月24日,任弼時、蕭克、王震率紅六軍團主力在貴州印江縣木黃與賀龍、關向應率領的紅三軍會合。兩軍會師后,紅三軍奉命恢復紅二軍團的番號,賀龍任軍團長,任弼時任政治委員;紅六軍團由蕭克任軍團長,王震任政治委員。此后,紅二、紅六軍團統一行動,創建了湘鄂川黔根據地。

      1934年秋,原本欣欣向榮、蓬勃發展,到處是活躍躍的創造的中央蘇區,在蔣介石惡毒的“鐵桶全圍計劃”之下,進入了最艱難的階段。

      紅軍戰士和蘇區百姓們,心頭籠罩著層層烏云。廣昌失守后,中央根據地日益縮小,軍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9月上旬,國民黨軍隊調整部署,加緊對中央根據地中心地區的“圍剿”。紅軍雖經頑強抵抗,但節節失利,陷入困境。此時,紅軍已無在原地扭轉戰局的可能。

      9月17日,博古致電共產國際,報告紅軍主力準備實施戰略轉移。9月30日,共產國際復電同意。1934年10月初,國民黨軍推進到中央根據地腹地。10月10日晚,中央紅軍開始實行戰略轉,中共中央、中革軍委機關也由瑞金出發,向集結地域開進。10月16日,各部隊在于都河以北地區集結完畢。

      當時,有一萬多于都子弟報名參軍,一萬多民夫參加了運輸隊、擔架隊,隨紅軍突圍長征。當地老百姓還自發組成大批慰勞隊,帶著雞蛋、豬肉、草鞋等慰問紅軍戰士。婦女們組成洗衣隊,幫紅軍洗衣服。不少群眾家里還主動擔負了安置紅軍傷病員、撫養紅軍后代的任務。在全力以赴支援紅軍的同時,30萬于都人民嚴密封鎖消息,并制造假象迷惑敵人,使國民黨的探子成了一無所獲的“聾子”“瞎子”。

      從1934年10月17日開始,中央紅軍主力5個軍團及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萬余人踏上了戰略轉移的征程,開始了著名的長征。為了確保紅軍安全渡過于都河,于都百姓協助工兵,每天下午4點鐘開始架設臨時浮橋,晚上8點以前完成。紅軍通宵達旦夜渡于都河,第二天早上7點之前,又將浮橋拆除,分散隱蔽在河岸邊,不留任何痕跡。

      氣勢磅礴、激烈悲壯的中央蘇區反“圍剿”戰爭,為我們留下了一座精神和思想的寶庫,也激勵著后人不屈奮斗,努力前行。當年,贛南蘇區240萬人口中,有33萬人參加紅軍,60萬人支前作戰。長征路上,平均每公里就有3名以上江西籍戰士倒下。紅色政權來之不易,新中國來之不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來之不易。

      中央紅軍主力長征后,留下的紅二十四師和十多個獨立團共1.6萬余人,及部分黨政工作人員,在項英、陳毅領導下,在中央根據地堅持斗爭。國民黨軍妄圖消滅留下來堅持斗爭的紅軍和游擊隊,他們采取碉堡圍困、經濟封鎖、移民并村、保甲連坐、大肆燒殺等最殘酷、最毒辣的手段,實行反復“清剿”。國民黨軍所到之處,血流遍地,一片廢墟。

      面對國民黨軍隊的反復“清剿”和血腥鎮壓,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和革命群眾一起進行英勇頑強的抵抗,表現了無比堅毅的英雄氣概。他們鉗制國民黨的軍事力量,在戰略上配合了紅軍主力的長征,而且保存了革命的種子,堅持了游擊根據地的斗爭。在全國抗戰爆發后,南方八省保存下來的紅軍和游擊隊改編成新四軍,成為大江兩岸抗日前線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

      在南方紅軍三年游擊戰爭中,留下來堅持斗爭的高級干部何叔衡、賀昌、毛澤覃、萬永誠、古柏、阮嘯仙等,和其他許多干部戰士先后英勇犧牲。瞿秋白、劉伯堅等被俘后,堅貞不屈,慷慨就義。在他們身上,表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獻身精神和崇高氣節。

      1927年至1937年,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展了偉大的土地革命戰爭,在治黨、治國、治軍等方面,進行了艱苦的探索,取得了輝煌成就。革命戰爭年代,中國共產黨在南昌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志著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毛澤東在起義軍進攻大城市受挫后,適時率領部隊走上井岡山,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以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的正確道路。在贛南閩西廣闊區域,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展開了局部執政的新實踐,開啟了馬克思主義新篇章。

      在這一偉大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點燃的顛撲不滅的革命斗爭燎原之火,書寫的力透紙背的中國革命燦爛輝煌,匯聚的奔流不息的革命精神源頭之水,歷經時空浸潤,精神永放光芒。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井岡山精神和蘇區精神承載著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鑄就了中國共產黨的偉大革命精神。這些偉大革命精神跨越時空,永不過時,是砥礪我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不竭精神動力。

    从后面操出白浆